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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爱达荷州关于反对水体退化的政策、[71]通过规制性协商来发展关于处方的规则。

[50]从宪法的角度我们反而能够更准确地判定其背后的政治运动的真实内涵，即左的路线实质不是人民的自发性问题，而是以领袖专政代替了党，因而也是权力斗争。七五宪法之取代五四宪法，以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全体人民从宪法这个身体中脱出的方式展开，它自身也同样陷入了全面修订的漩涡而迅速被七八宪法废弃。

所以在专政的一般概念中，施米特将这种构成要素界定为例外状态。用列宁的话讲，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而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同这样一些人作斗争并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25]对这个问题，看一下中苏论战中苏共中央关于全民国家的辩护是特别有意义的。另一个则是这个领导阶级及其先锋队作为普遍立法者的立法原则。

后者是这个结构身处其中的政治意识，而这个方面对于认识前者来说，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术语学上依法专政的悖论只有在这个实质方面的发展方向上，才能得以化解。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五章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第285页。

[22]所谓的原则区别，首先在于，敌人事先即被剥夺了政治一法律上存在的权利，而人民当中的犯法分子是事后受到限制。与此类似，人民代表大会也被当作反映群众意见的讲坛，如参见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载《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2008年19刷），第224页。七五宪法（包括七八宪法）把专政的时间设定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而在这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公民都有基本义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3]列宁曾在一次与西班牙人的谈话中估算说，这个过渡期大约要持续四五十年。

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9]有限的时间性的确是马列主义传统中专政概念的基本特征（实际上这正是它的历史性承诺），但这里的时间维度不仅指革命暴力持续的时间，而且主要还不是这一意义上的时间。

就治理方式或民主集中制来说，他开始更强调民主的方面，强调下面的、地方的以及群众的积极性。也因此，专政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同专政的结束问题联系在一起，只不过它的结束具有双重的含义：一种是作为世界历史事物的专政本身的消亡。[28]参见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刘少奇选集》（下），第253页。这种理性专政[63]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把有待提高其理性能力的人也拟制为和自己本质上是一样的人。

实际上，不受法律约束所指的，只能是自己不受自己的法律约束。这不免让人想到后来的依法专政。[24]专政与刑法的区别原来建立在针对阶级与针对个别的区别之上。[57]彭真：《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载彭真：《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页。

[34]（2）人民民主国家是习惯说法，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说法相对（后来又被解释为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对，因为当时我国的现状是还没有确立社会主义制度）。[53]这种具体的世俗时间并非与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神圣时间没有任何关联，它是后者具体化了历史时间段落。

也就是说，因为客观经济基础的进步，使得设想一种人民普遍的无产阶级化成为可能。当然，这倒不是说专政没有发展，甚至也不是说与专政有关的实质和根本问题的理论思考没有发展。

[44][美]S．施拉姆：《1949-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第29页。另一个则是这个领导阶级及其先锋队作为普遍立法者的立法原则。在被刑事程序识别出来之前，他们就潜伏在人民内部，形式上就是人民的成员。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当然，这些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构成阶级。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5年第3期，第5-13页（原载《红旗》1975年第3期）。

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42]这种解释透露出一个基本的意向，即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中，阶级区别将失去原有的意义，而成为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11]注意：从法的角度看，敌人在这里与例外状态性质是类似的，敌人造成的状态与其他危急状态，都是超出法律的预定的。

[54]参见翟志勇：《八二宪法的生成与结构》，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60]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氏著：《论新中国的政法工作》，第311页。

相反，他把所有成员放置在同等的位置。只有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平等原则的普遍性才获得一次重新解释的机会。

那么，该种现代的专政所要克服的历史障碍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对巴黎公社的描述，被列宁当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实例和典范。[50]从宪法的角度我们反而能够更准确地判定其背后的政治运动的真实内涵，即左的路线实质不是人民的自发性问题，而是以领袖专政代替了党，因而也是权力斗争。因此，专政概念的两个决定性要素是一方面是‘正常状态的观念，这一正常状态或者是专政要予以恢复的，或者是专政要予以创建的。因此，他实际上遵循的是这条康德式的普遍主义原则：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

但是，它只有在针对公开的阶级敌人时才是有说服力的。例如，五四宪法规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于是出现了国家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同社会主义改造之间的矛盾。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识别出专政用语在我们的政法传统中变化的线索。这显然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极端重大的政治决断。

[4]参见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第10-39页。刘少奇说，在暴烈的革命时期之后，新的秩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从破坏转为保护，斗争的方法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变为完备的法制。

起草中对此给出的解释有三个理由：（1）国家是专政机关，因此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包含了专政。受不受法律约束的关键是受不受宪法约束。[5]尽管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人民民主专政，同以罗马法上的专政官为典型的古典专政有极大的差异，但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民主专政都被理解为历史事物，是为了应对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临时的措施，就此而言它也是时间上有限的事物。[35]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82页。

[24]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6页。谁否认了这一点，谁就否认了革命。

[43]毛泽东和八大决议得出的政治结论在当时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正迅速消失，[44]即使到了八届二中全会，他也说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而平等原则的发展恰好凝结了专政概念实质内涵的发展状况，成为观察专政概念历史状况的便利窗口。

[48]改革开放如果没有这一思想和政治前提，是不可能展开的。[37]许崇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页。